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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

  • 冯道
  • 年代: 五代十国
  • 生卒年:882年~954年
  • 职业: 古代文官
  • 历史评价: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好学能文,主持校定了《九经》文字,雕版印书,世称“五代蓝本”。
  • 网友印象: 牛人

  冯道(882~954),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汉族,五代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好学能文,主持校定了《九经》文字,雕版印书,世称“五代蓝本”,为我国官府正式刻印书籍之始。

  人物生平

  [1]冯道[2]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佑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勖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勖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勖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勖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勖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用来救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荒废田地不耕种的人家和没有能力耕种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十分惭愧,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即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佑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佑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个人成就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南怀瑾评冯道

  冯道,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三不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南怀瑾先生曾经为冯道伸冤,如下:

  我们举出一个人来做例子,这是讲到这里,顺便讨论历史。在此要特别声明,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死。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看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读了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死,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财、色两类,冯道这个人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他的文字着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

  殿上一杯天子泣, 门前双节国人嗟。

  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我看到这里,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尽管许多人如欧阳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着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各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所以后来我同少数几个朋友,谈到历史哲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的立身修养,值得注意。从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几十年后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认为他有相当的功劳。不过在历史上,他受到没有气节的千古骂名。所以讲这一件事,可见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学问,可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且看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这是讲历史上比较大的事。我们看社会上许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到殡仪馆中去仔细推详看,也很难断定。

  (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

  另外,在《庄子》讲记中,南怀瑾先生讲:

  看了《庄子》这一段,我们想起有一个人,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五代之间的冯道。我很替他不平,如果有姓冯的朋友在这里,应该替他申申冤。冯道一生经过唐末五代八十余年政治,五代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每一个朝代变动,都非请他出来辅政不可,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把他骂得一塌湖涂,说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叫无耻之极。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因为中国读书人爱讲气节,而且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最后最高明是白养了一个头,这个头最后一定要割下来。如果这个头还连在脖子上,不行。这是中国文化很特殊的地方,专门教人耍头的,对与不对,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结果冯道后来活到很大年纪,自称为“常乐老人”。

  我们年青时受老前辈的影响,都知道冯道把中国读书人的气节丧尽了。后来,人生的境界经过了,尤其在我们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所看的太多了,我想起来,现在找一个冯道很不容易,再一读历史,发现冯道真了不得。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那个时候,一个政治的变动中间,岂只领袖被杀。旁边左右大臣都要杀掉,可是这个刀锋决不会到冯道旁边来,每一个政权更替,每一次大动乱,还非请他出来不可,当然得有他本身的条件,第一点,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这两件事很难有对证的事,譬如说他贪污,你看到了?看到不叫做贪污。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他一看到,把儿子叫过来,就把活鱼放生了。

  你们要研究研究五代的冯道,在乱世中间拨乱反正要做到这样一个人,太难太难。他一生着作很少流传,只有几首诗,像其中的两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豺狼虎豹里头,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从他的着作上看,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看到这里,我觉得冯道真是了不起,大家要他尽忠,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最高就是尽忠道,五代这一段八十余年的历史,这个上来当皇帝,那个上来当皇帝,搞了几年十几年又下去了,都是野蛮民族外国人来当中国的老板,他为谁去尽忠啊!所以他说“虎狼丛中也立身”,他自己认为站在狼虎丛中,这是真的下地狱的精神。在五代这八十余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他,苏东坡讲冯道:“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冯道,“佛位中人”。说他是活佛。都是宋朝的三个人,欧阳修那么骂他,苏东坡王安石赞叹他,在这点上,我投了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票,不但投了这一票,而且我在讲《论语别裁》时为他伸冤,把这个历史案子彻底翻了。因此我发现,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历史上很多人的冤枉带到棺材里头的。像冯道,我总算替他翻案了,辩护了。我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一次替冯道;一次替孔子,就是讲《论语别裁》;还有一次替关公,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冯道当宰相时,有一位青年才子,在他手里考取,考取了来见老师,冯道衣冠穿得很整齐地出来见这位学生。冯道坐在那里,把腿那么翘起,大概地问了一下,结果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了,因为冯道话也很少。这位学生就没有话谈找话谈,他因为刚才低头跪下来行礼,看到老师脚上穿的鞋子同自己刚刚买的新鞋子一样,就问:“老师啊,你这双皮鞋,”手一指脚上,“多少钱买来的?”冯道说:“五百。”“糟糕,我上当了!我的买成一千啦。现在商人好没有信用,好可恶。”冯道把腿一换,另一只腿又抬上来,说:“这一只也五百。”你看这个教育之妙,这位青年才子,怀抱救国之志,你认为自己有本领有学问,性情那么急躁,脾气那么坏,没有定力,没有耐心,你何以处世啊!就这双鞋子上,冯道就很轻微地教育了他。当然还对这位青年说:“天下事,不要那么急,问话也清楚,做事也弄清楚。”这么一说,光是五百还不够,就变成二百五了,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话,从历史上找出一个人物,就是冯道,那真是得了庄子的秘诀。

  (南怀瑾先生的《庄子》讲记)

  其人其事

  冯道,是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原、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共四朝十帝。基本上每朝都受重用,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江湖称:14哥。

  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4] 冯道从政三十余年,经历了五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契丹)十一位国君,且做得都是宰辅级官员,可谓位极人臣。他的从政履历大约如下:一、曾任后唐三代皇帝的宰相:923年,在后唐首任皇帝李存勖下,官居副部长。926年后于后唐第二代领导人李嗣源麾下任宰相。934年于后唐第三代领导人李从厚属下再任宰相。同年,皇帝义兄李从珂造反成为后唐第四代领导人,他仍续任宰相。二、曾为“儿皇帝”石敬瑭时权倾一时的心腹:936年石敬瑭引契丹人灭后唐建立后晋,冯道被封为鲁国公,荣升宰相兼国防部长。942年“儿皇帝”儿子石重贵为帝,他的宰相职位依然。三、是契丹人看重的大臣:946年“儿皇帝”石敬瑭的儿子知耻后勇与契丹开战,后晋为契丹所灭,冯道被契丹任为太傅。四、他是后晋的太师:947年后晋大将刘知远建后汉,任命冯道为太师。五、他是后周的“三公”:951年后晋大将郭威造反建立后周,他为太师中书令。954年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即位不久,冯道辞世,享年73岁。

  冯道缘何能够在混乱不堪的时代成为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们争相延请的座上客,成为他们极其信服的能臣贤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纵观冯道的一生行事,他确实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却能撇开儒家的是非原则,处处出手“道德”拳,为天下苍生着想,成为一个超越了黑白二元逻辑的人物:他既是一些人眼中毫无廉耻的奸臣,又是大众眼中与虎谋皮拯济苍生的一代能臣。他既是“儿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认可外族皇帝的汉奸,又是从契丹皇帝里救下无数汉族人性命的英雄。他既是善于藏拙有所不为的滑头,又是重视文化建设的一代贤士。他既是见风使舵的官场油葫芦,又是至为克己的一代廉吏。他既是为后世鄙弃的无耻贰臣,又是当时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国老”。正是这种“无间道”的做法成为他在“虎狼丛中”立身的不二法则。

  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从政三十一年,历五朝十一帝,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享国只有八年。而且这几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纪。因此处于这种乱世的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更何况凭着冯道当时的大名,甚至想隐居桃源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周旋于乱世。如何周旋关键在于他的处世秘方了。

  那他到底是如何处世的呢?在他的传记中清楚地记叙着这些东西:一、他体恤民生艰辛、热助邻里。父亲去世,冯道解职回河北老家守孝,不讲排场,仅住茅草屋。他不仅深知民间疾苦,还自己亲力亲为种地砍柴亲力。正逢家乡饥荒,自己工资有余便接济邻里相邻。老家当地官员送礼,他一律坚辞不受。二、他为官廉洁、严格自律。外出打仗,冯道依然住茅草屋,不设床席,席草而睡;自己不开小灶,与同事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三、他待己甚严、不贪女色。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不过,冯道却兼能之。在战争中,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四、他富有远见、重视文化。冯道少年时即以酷爱读书,他当人宰相后与其他官员一起,以官方财力将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数。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雕版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六、他宽容大度、奖掖贤能。冯道担任宰相期间,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得到重用,而品行不端者则被其抑制。

  据说冯道辞逝后,天下“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还下令朝廷停止办公哀悼三天,追封他为瀛王。冯道也是一个为后来许多文人诟骂的对象,认为他是一个毫无骨气的民族败类,骂他骂得最来劲的就是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是欧阳修对他的整体评价。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但冯道听后哈哈大笑,让他照原文读下去,可知冯道是如何看待名讳的。

  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冯道和称帝的袁世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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