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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福临

  • 爱新觉罗·福临
  • 年代: 清朝
  • 生卒年:1638年—1661年
  • 职业: 古代帝王
  • 历史评价: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同时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满族,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
  • 网友印象: 清世祖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同时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满族,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晚七点至九点)出生,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属相虎,在位十八年(1643年—1661年),死后谥号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陵寝孝陵(河北遵化县清东陵),庙号世祖。

  六岁即位

  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动议,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州人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当时真正掌握帝国实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多尔衮“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实际上造成了“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的局面。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清朝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他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这是实情。他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励。他博闻强记,耽爰诗赋戏曲,每于绝妙辞章,赞赏不已。但他并未忘记君主的身份,对经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于思索,学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思想统治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

  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十二年(1655)春,他谕礼部说:“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号召全国读经。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扞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出现。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着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福临为结束西南战事消灭永历政权,认为“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事理者,相机剿抚,方可敉宁”,而“偏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因于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应巡历者随便巡历,镇抚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清朝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这是极大的信任。福临又亲自对洪承畴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洪承畴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信任中坐镇西南的。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他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因而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后来,洪承畴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说,几年来“一筹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状有如山积”。于是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优旨慰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当时魏裔介就说:“若非经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阁部洪承畴亦岂能有所作为?”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着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许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还感慨地说:“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这种思想在对待郑成功与孙可望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郑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的局面,并恳切地对郑成功说:“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于是将“首倡归顺赏未酬功”而软禁了七年之久的郑芝龙特封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格厚封重赏。福临还特地差官专程往闽海“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敕谕中同意郑成功归顺后仍驻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郑成功:“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他保证“山河带砺,垂于永久。”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要管辖“全闽”、“屯扎舟山”等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对此,福临仍以极大的耐心说:“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仍对郑成功抱有希望。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他更把孙可望的投降视为他招抚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悦”。因此特命学士麻勒吉赍封王敕书专程前往迎接。当孙可望到京后,他命令隆重接待并予以白银万两等丰厚赏赐。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意怀轻忽”,甚至纠他“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汗流浃背,寝食不安”,请求“处分”,并“疏辞封爵册印”。福临虽然看出了问题,说:“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但仍加留养,以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重视蒙藏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  顺治接见五世达赖

  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着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有惩于明末士人结党、太监干政的祸国,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顺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监预政,设十三衙门专为“宫禁役使”,“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申不许中官干政之条,如有“窃权纳贿,嘱讬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福临认为“治国安民首先严惩贪官”。他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环。他严惩了一些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顺侯、漕运总督吴维华,以贪一万余两,虽因有功免死,却“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诫大小官不可贪赃身败,但收效甚微,贪赃枉法者仍然接连不断。福临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连以身试法。如顺天巡按顾仁出巡前,福临两次召见,谕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可他到任之后即悖旨贪婪,索取贿赂,陷害无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难申刎颈叩阍这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来。此事对福临震动很大,他除了杀掉顾仁并处罚一应干连人等外,还下令:“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产入官。”立法不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临很赏识的原巡按御史刘嗣美也因“监守自盗”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被处极刑。面对“贪习犹未尽改”的现实,福临愈加恼火,他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于是有的大臣上奏认为此法“过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门也会议奏请“今后衙役亦照官律拟罪”。福临仍然不以为然,他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所奏与所议“俱属不合,着严饬行!”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也未能解决好。

  稳定社会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犋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十四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十五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州县士民暨见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请敕部,分别授职升用。”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直省报荒地方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维护满人

  福临对汉人官元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保护满人。他对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的五项政令,不仅从来不予触动,反而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不许放宽逃人之令。为了捕获所谓“逃人”,他批准设立督捕衙门,并“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员。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元凶巨盗”李应试案。李应试又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漏网重犯。投降清朝后,他“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他“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只“因别事发觉”,才罪状暴露。但鞫审之日,“诸臣畏不敢言。”大学士宁完我、陈之遴也“默无一语”。在奉命审理此案的济尔哈朗诘责下,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陈名夏上奏说:“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这确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当籍没其家时“得缙绅名札甚多”,福临也一概“不问”。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为何如此呢?原来李应试有一种特殊本领:“事诸王贝勒等得其欢。时汉官疏隔,冀通肺腑,并藉径应试交关请托,势倾一时。”他是与满洲当权的王贝勒有密切关系之人,汉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满。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满洲贵族特权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国,但福临由于维护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福临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无人敢揭、无从知晓了,当然也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十五年五月又发生了一起总督自杀事件。十四年年底福临因孙可望于洪承畴军前投降,特封其为义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满洲学士麻勒吉为使,专程前往赍送敕印,并偕其来京。当返回途中,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张悬锡迎接于顺德,遭到麻勒吉凌辱,斥其“失仪”。“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后又言“我们到南边,洪经略差人远接馈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还明言索贿,要求“馈送驼骡”。张悬锡以贿赂、党与为朝廷首禁之条,拒不纳贿,但又虑以后难熬,因愤极自刎未遂。福临得报后斥责张悬锡“殊失大臣之体”,降三级调用。“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福临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张悬锡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详察”。福临遂令吏部详察议奏。张悬锡在说出真象后,便于僧寺自缢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贿竟致总督以死,按福临一再强调的命令是要遭到严惩的。九卿科道会议遂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议上,福临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仍留原任”。这等于没有处分。福临竟如此同自己开玩笑,自乱章法,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

  刚愎任性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象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着吏部从重议处”。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十六年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着”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优遇若望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汤若望(1592—1666),德意志人。明万历末年来华传教。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他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福临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往往谈至深夜,最后“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贵胄护送他到家”,并一再嘱咐其小心护送。福临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就达二十四次。汤若望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时的汉臣龚鼎孳评价汤若望“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而更有甚者“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谐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他曾向福临上三百余封奏帖,福临特“选择一批,藏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在出宫游猎时,携带身边,以便阅读”。有一次,汤若望“听说有五位悉属汉人部中高级官吏,被判决发往满洲极边充军”,他“登时就去向皇上前替他们求恩”。结果又发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海上反满联军打进长江,攻到南京城下。福临失去了镇静,初欲退走东北,经母亲斥责,继又宣称亲征,随之暴怒,砍碎御案,表示决不动摇,并在各个城门贴出布告。最后汤若望写一封奏疏亲自递给福临,于是罢出征之论。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影响

  福临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接触和尚,并立即被其包围,成为佛教信徒的。

  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怂恿下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与语甚觉投契,因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遂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着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最后才于次年二月勉强入京面帝。福临尽管曾对玉林琇的怠慢耿耿于怀,但会面后对这位禅宗和尚却完全折服了。他当即封其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请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玉林琇书十余字进览,福临自选“痴”字,下用龙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痴。于是福临又自号“痴道人”,以后钤章还有“尘隐道人”、“懒翁”、“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从此,凡请玉林琇说戒或致信札,福临均称弟子某某。玉林琇住万善殿凡两个月,多蒙对问。他是一位谙通世故的和尚,“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绝不接触实际,尽为谈禅谈玄,这与汤若望迥然不同。但这些却使这位日理万机已弄得疲惫不堪的年轻皇帝感到慰藉,于是福临对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诚,盼识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赐黄衣、银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时,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首称善”,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陈道忞携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皙等到京。

  木陈忞的到来使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木陈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词锋犀利,深得福临激赏、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为弘觉禅师,受到优礼。他不时被福临召入内廷,福临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木陈忞不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临倾倒。

  废立皇后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清朝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当年耶稣会士曾记载了完婚的“壮丽排场”: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清朝皇帝八万匹马作为礼物。”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于是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上疏请“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以及宗敬一、潘朝选等十四名御史具疏力争。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认为胡世安、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不久,他便以从未有过的炽烈感情倾注于董鄂妃。

  独宠董妃

  孝献皇后,世称董鄂妃,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妃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顺治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理由,晋封她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一年顺治19岁,董鄂妃18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欣喜若狂,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寝。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从此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妃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妃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薨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英年早逝

  福临因董鄂妃之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琇奉诏到京,闻其徒已为皇帝剃发,遂大怒,即命众聚柴薪准备烧死茆溪森。玉林琇比茆溪森明智得多,他接近皇帝宣讲佛法,目的是希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发挥护法作用,他决不要皇帝出家而无所依靠。这点他与木陈忞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他劝福临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听其谏,许蓄发,罢出家之念。茆溪森因以免烧,当月便离京南还。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精神却再也振作不起来。

  福临自亲政伊始,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前,他曾对木陈忞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指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得长久”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现在董鄂妃崩后,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大概是他不希望最宠幸的太监在他身后伏法,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定。”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一不以语子弟,世遂莫得而传。”“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大臣再三密议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昭圣皇太后)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但不论怎么说,福临一死,他便被彻底否定了。

  福临崩后,梓宫厝于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秉炬,举行火化仪式。茆溪森的偈语云:“释迦涅盘,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历史评价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1]

  今评:虽然前期有多尔衮和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但顺治皇帝亲政后,他整顿吏治,注重农业生产,提倡节约,减免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为巩固清王朝统治作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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