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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

  • 修昔底德
  • 年代: 古代欧洲
  • 生卒年:约460年-400年
  • 职业: 文学家
  • 历史评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体大思精、前后一贯,是预先订好写作计划之后一气呵成的,其间有严密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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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昔底德(460或455~400或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是在高度成熟了的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人物简介: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偶尔提及的有关他自己的文字内容判断:他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其父奥罗路斯是雅典的贵族,其家族在色雷斯沿海地区拥有金矿开采权。他在雅典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活的时代正值雅典的极盛时期,也是古希腊文化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政治演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戏剧,诡辩派(又称“智者派”)的哲学,希罗多德等人的历史着作,以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实验的”“科学”精神,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年以后,他也像大多数贵族子弟一样,凭借家族的门第和个人的才干而步入仕途。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已经30岁左右,并可能已投身军旅。军旅生涯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因而于公元前424年被推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率领一支由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当斯巴达的军队围攻安菲波里斯的时候,他接到该城守将攸克利的求援后立刻率军增援,但在他到达之前城池已被攻破。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就将他革职并放逐到色雷斯。

  此后的20年间,他虽然居住在色雷斯,但始终关注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展情况,随时记下具体过程。据说他经常到各地战场去进行实地考察,甚至还去过伯罗奔尼撒同盟军队的阵地和西西里岛。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以后,他才获得特赦,得以重返故乡雅典。

  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在自己亲身感受的基础上、依靠敏锐的观察力、发挥了卓越的写作才能之后才完成的。这部着作体大思精、前后一贯,是预先订好写作计划之后一气呵成的。因此各个部分上下衔接、首尾相连,其间有严密的逻辑性。它原先也没有分卷,后来的校注家们把它分成8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但是各家在分章分段时却有很大的不同。

  修昔底德的写作冲动,来自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刻认识。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这部历史着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有记载的价值。我的这种信念是依据下列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这是希腊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动乱,同时也波及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地区,可以说,几乎全人类都将蒙受其影响……。”

  正因为修昔底德从战争之初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十分用心地关注着战局的变化,注意收集和整理资料,并拟订了写作计划。等到战争结束、回到雅典、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之后,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写作计划。从这部着作的结构安排来看,修昔底德是想把那场延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完整的过程、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加以叙述的。

  求实的精神,理智的批判态度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主要是“诡辩派”哲学)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了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态度,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修昔底德用怀疑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前辈们,对纪事家们的作品和希罗多德的着作都进行过批评。他主张历史学不应该取悦流俗,而应该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为最高目标。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要使一部历史着作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历史着作之中的神话和传说的因素,这是关键所在;其次,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去亲身经历自己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正如他在第5卷中所说:“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幸而我已成年,能充分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为了明确地弄清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乃细心观察。事有凑巧,自从在安菲波里斯城下兵败之后,我便度过了20年流放的生活,得以密切地观察到交战双方的情况。而且因为自己闲着,便可以专心致志地对这些事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修昔底德提出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内容是刚刚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着史原则,以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了西方史学中政治叙事史传统的基础和基本模式,对此后西方史学2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根据“历史就是当代史”的原则,将较遥远的历史划归考古学。他认为“要准确认识有关遥远的过去、甚至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应该由考古学家去研究。”为了达到追求真实的目标,修昔底德还提醒历史学家们:不要轻信传闻、要对资料进行批判和考证,还要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他自己就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文字考证工作,并且明确地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了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轶闻奇事的史着,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着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他还写道:“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

  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出来的这些关于“史料怀疑”和“史料批判”的原则,几乎已经达到了现代专业化的水平;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几乎完美地实践了这个原则。

  从人事活动的角度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修昔底德认为:叙述历史,就是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事件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所以会在某时某地发生,都有远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历史学家应当对它们进行区别分析,从而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修昔底德试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从人事活动的角度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用以垂训后世。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出了他的基本观点:“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他虽然也提到命运和神意,但是对宗教迷信式的解释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的着作中,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凡是涉及到“神”的地方,都是在批评人对神的迷信行为;他始终坚持从社会本身寻找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另外,他笔下的“命运”或“神意”等概念的内涵,与其他古代史学家笔下的类似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那里,命运或神意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对人事的任何干预。他还曾经借伯里克利之口阐述过自己的“命运”观:“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他还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间祸福的预示,他指出:日食、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吉凶祸福的征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身上表现出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修昔底德看来,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势力的不断扩张引起了斯巴达的妒忌和科林斯等城邦的不满,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而雅典的最终失败,则是由于国内各党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奴隶的大批逃亡、以及盟邦的叛离等。他认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大悲剧,因为参战各方都有一批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不顾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死活,使得整个民族都卷入了这场非正义的、愚蠢的战争;与此同时,一般的民众又没有力量来阻止战争的爆发和发展、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好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结果导致同归于尽。

  在叙述和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和变化时,修昔底德还看到了某些个人(如伯里克利和克莱昂)的性格差异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影响,有时甚至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民众心理对历史事件的变化和结局的影响作用,如他在叙述雅典的局势时,对雅典出现的社会动乱、战局变化和大瘟疫在民众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及其后果作了详细的分析和交代。

  认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修昔底德在叙述战争过程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很注意把经济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他考察了当时希腊的一些经济情况,记述了雅典与埃及等外邦之间的贸易情况,并特别指出了粮食贸易对雅典的重要性。在论述雅典的战时财政状况对战局的影响时,他曾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些都说明修昔底德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在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兴衰治乱中的作用。

  开创“范例历史学”先河,追求史学垂训功能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是想通过叙述这场战争给希腊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雅典等城邦在战争前后的成败兴衰的变化过程,来垂训后世。“范例历史学”这个概念,是伊索克拉底在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后提出来的,是他对这部着作的概括性评价。

  修昔底德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历史,而且力图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去理解和概括历史、并把这种概括之后的历史事实传达给后人。他自幼生活在雅典,因此对雅典的民主政制和法治精神有深切的体会。他在书中通过伯里克利那篇千古传颂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赞扬:“……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对国家有所贡献,决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比希罗多德更加深刻。

  另外,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时的情绪和角度也是不同的。希罗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视为雅典之所以能在希波战争中取胜的基本原因;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是与他对专制统治和独裁政治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时,充满了一种自豪、昂扬的情绪。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恰恰反衬出那几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整个希腊民族卷入战火灾难的政客们的可恶,反衬出使这种制度遭受破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可悲,反衬出人们对这种美好制度遭受破坏之后的痛惜。

  修昔底德的这种情绪,使得他在写作手法上也独具特色。他用简练的文笔、精确的词句,通过冷峻、朴实的具体叙述,抒发了自己那种悲天悯人的真切情感,使得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加强了作品的内在感染力量。这是他吸取了希腊悲剧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他是想通过这种悲剧效果来强化着作内容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从而加强对后世的垂训作用。

  在写作的过程中,修昔底德还大量借鉴了诡辩派哲学家的演说和修辞手法,以致于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有4分之1的篇幅是演说辞。这些演说辞优美感人、与内容情节交相辉映,不仅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高超的演说技巧和修辞水平、强化了着作的感染力,而且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些演说辞都是经过修昔底德的加工而成的。他坦诚地向读者说明了自己在加工演说辞时所奉行的原则:尽量争取忠实于原演讲的基本意思、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时间、场合)推想演讲者最可能说出的话语。修昔底德在“推想”当时情况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包含着他所理解的历史过程。因此,书中的演说辞不仅是他强化着作效果的手段,而且也是他记录历史内容的方法。

  为了使自己的着作更有效地发挥“垂训”作用,修昔底德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十分注意克制个人的情感,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书中处处充满了冷静、理智的精神,处处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事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尽量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价和文辞性渲染。在叙述敌我双方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时,他往往能够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给双方,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无论是敌方对雅典的种种指责,还是雅典对敌方的指控,他都照录不误。

  修昔底德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比较成功地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无情”,而且在评价史事时也能够遵守“客观”原则,按照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来判断人事的是非善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雅典的朋友还是雅典的敌人,无论是对雅典有利还是对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评判过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较公平的。

  正是因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叙述了史实,又以一般原则为标准进行了评判,因而使得他的着作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过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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