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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

  • 左丘明
  • 年代: 春秋战国
  • 生卒年:  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
  • 职业: 文学家
  • 历史评价: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集大才于一身,对史学有很大贡献。
  • 网友印象: 鲁君子

  左丘明,中国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相传曾着《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人(今山东省肥城市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曾着《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着《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关于左丘明的故里,为现今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着《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着。公元前422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着。

  人物生平

  左丘明是姜子牙的支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着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着作。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着名的历史名着《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着。公元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

  人物才华

  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着《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着。

  人物思想

  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论理道德,他也从那些论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②和“卫社稷”③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论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着《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着。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左丘明墓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着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1-6),《左传》初立学宫。东汉建武年间(25-56),《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明洪武四年(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十五年(1642)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乾隆十六年(1751),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着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着名的军事着作,是我国历史经典之一。

  史坛巨匠家世渊源,学识渊博

  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清朝雍正三年(1725),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情操高尚,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着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扞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着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现在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为了着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着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史学巨着,传世之作 《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史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基本上以《春秋》记载的鲁国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的事件。这样全书按照鲁国国君的即位顺序,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记事长达二百五十九年。在《左传》中,左丘明记事以晋国最为详细,鲁国、楚国次之,郑国、齐国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国更次之。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用大量的史实来疏证《春秋》。如《左传》对隐公元年夏五月《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句的传释,生动而详细地叙述了郑庄公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左传》在用史实疏证《春秋》经文的同时,也兼释义法。同样如上面的例子,《左传》在中间插入一段“书曰”,就是解释《春秋》义法的。《左传》虽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春秋》有但《左传》没有,有的地方《左传》有而《春秋》没有。如文公十八年,《春秋》共记载九件事,其中有两件在《左传》中找不到。同一年,《左传》也记录了九件事,其中只有七件是解释《春秋》的。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着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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