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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多尔衮 (义皇帝 )

  • 爱新觉罗·多尔衮
  • 年代: 清朝
  • 生卒年: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 职业: 军事家 政治家
  • 历史评价: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
  • 网友印象: 雄杰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着”。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消灭了他们的母国,而对他们母子俩冷清,而是更加宠爱阿巴亥。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诸瑛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多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年)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皇权。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

      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

      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这时候,满人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企图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着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北京汉人的拥戴。从此,北京变成了满人的都城。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北京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十七日,李自成死于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清廷汉臣的出谋献策,而被清军各个击破。抗清力量的主体是南明和地方军和自发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死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镶等人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北京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着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汉臣士人。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百姓一听说开征便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征收不上来,无法支付军费,战争却始终不得结束,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个问题,多尔衮费尽了心机,他在会试中两次以此为题,征求贡士们的意见,又两次召开中央各部门的联席会,讨论能否在不加派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但由于满人执政能力低下,所以效果甚微。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还狂征暴敛最大限度地收刮汉人的财富,同时大开杀戮不断激起人民的进一步反抗。所以,清初统治者一直吃力地挣扎在财政泥沼之中,难以自拔。然而,在导致清初经济迟迟不得恢复的因素中,还有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恶政。 随着清皇朝定都北京,大量八旗官兵及其族属也进入关内,其生计便成了问题。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清查无主荒地,建立八旗庄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见好田就圈,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若是有主之田,表面上换拨给其他土地,但由于大规模的杀戮,许多田地荒芜成不毛之地,无法耕种,甚至根本找不到所拨之地。到顺治二年九月,由于关外兵民继续涌入,多尔衮下令继续扩大圈地,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均深受其害,人民或流亡、或反抗,官员们也纷纷谏阻。与此同时,一些汉人被迫带地投入满洲贵族旗下,不致背井离乡,还有一些地痞无赖随意指称别人之地是为自己所有,携带投充,迫使土地原主也成为旗下之奴。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准许贫民投充,这无疑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自己的奴仆数量提供了借口。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而纷纷逃亡。多尔衮在顺治三年五月时发现,“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因此多次下令加重对逃人及有关人员的惩罚,即使因父子、夫妇、兄弟团聚而逃的也都得不到宽恕。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顺治六年时旗下奴婢“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由于清统治者把这些看成是维护国体和事关八旗特权,所以凡官员为这些事上疏参劾的,一律予以严惩,致使这些恶政扰害社会达数十年之久。在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多尔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首先继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

      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顺治二年四月,皇太极第八女下嫁科尔沁部巴雅思护朗。同年十月和四年十二月,皇太极之二女及十一女先后下嫁阿布鼐和噶尔玛索讷木。四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多尔衮对漠北蒙古人似乎不太热情,该部蒙古对清廷也不怎么买帐,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顺治三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人民起义。尽管这样,多尔衮对漠北、漠西蒙古人尚怀有戒心。西藏和回疆也早与清廷建立了联系。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另外,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清初与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又同意质世子等回国。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态度。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后来,其侄孙玄烨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不能不说受到多尔衮的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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